江式高生于1934年，15岁参军，1950年10月19日参加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跨过了鸭绿江。1981年，江式高是深圳特区报的首批员工之一。以下是江式高对当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回忆，原文首发于2000年10月10日及11月4日《深圳特区报》。
初入新闻队伍
1950年10月16日，我从军文工团调到新华社42军支社暨《人民战士》报社当译电员。当晚军部从吉林省通化县出发，经三夜行军到达中朝边境的集安县。10月19日夜，作为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我们踏着工兵架设的临时浮桥，跨过鸭绿江。
到了朝鲜，大家才发现这是一场“敌机随时与你同在”和“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的立体战争。敌人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它的飞机可以盯住一个目标（如桥梁、指挥部），24小时空中值班监视。部队的行动大都在夜间进行，白天隐蔽防空。报社的记者战前下到部队去，战役结束回来编报，用钢板刻蜡纸油印后下发。
第二次战役打响不久，我右脚鞋底子就磨穿了，要随时寻找纸壳、皮革或碎布垫进去。临近“三八线”，部队几乎完全断粮了。一方面组成征粮队，在当地筹粮；一方面人自为战、各自为战，找粮食、填肚子。
第四战役（1951年1—2月），气温更降到零下40℃，吐出的口水掉下地已冻成冰球。行军走路尚容易挨过，最怕的是因情况不明等原因，部队停留在雪地待命，浑身汗水浸透的棉衣顷刻就冻穿了，脊梁上像贴着大冰块。大家都在原地跺脚，以保持不被冻僵，并互相提醒：“不能睡觉”“不要坐下！”可是走了几十里已疲劳不堪，加上肚内无物，有的同志捱不住就地睡着了。到前进号吹响时，已长眠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了。
我们新闻电台架在雪地里，用两条腿当桌子翻译电报。那时只有沾水钢笔，墨水装在擦枪用的铁油壶里，借着体温维持不结冰。大米做成的朝鲜“打糕”冻得像铁疙瘩，要放进棉衣在腋下缓缓解冻，像剥笋一样，溶一层吃一层。工作时最大的干扰是不时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扫射声。美国人学希特勒，在飞机翅膀上装上“威慑”人的啸声哨子，刺耳惊心，稍一分神就会把电码译错，所以只要子弹不打到身上我们什么都不管。有一回真的一发机关枪弹从我头顶十多公分处打下来，挖出弹头还是热的。
第四次战役转入防御阶段，最为艰苦残酷。部队伤亡惨重，连队普遍只剩下三四十人，有的只有十来个人。军机关师、团级的部长、处长都要亲自率干部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机关精减人员充实连队。报社社长的警卫员小曲，下连队的当天就牺牲了。我们电台抽出了报务员老杨、译电员李建卿，还有一名摇机员（手摇发电），下去不久也牺牲了。
在朝鲜，作战第一，胜利第一，别的什么也不想，也顾不上。四个战役我没刷过牙，没洗过澡。一二十天不洗脸也是正常事。因为弄不到热水，如到河沟砸开冰层用冷水洗，没有面油护肤，很快便会冻伤。毛巾打湿后会冻硬，一折就断，而它有更重要的用途——围在脖子上保暖。人们几个月也不换衣服，每天和衣而眠，身上生满虱子。不分官兵、男女，一坐下来手就伸到衣裤里去捉虱子，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1952年11月4日，我们42军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班师回国，而许多一同出国的战友却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只身赶队
入朝作战时，我们42军报社新闻电台使用的是一台30年代的日本制造的“哈脱来”式收发报机，已相当古旧。第一战役结束，我们换上了缴获的美军电台，效率大增，而且编辑们能直接用它收听广播。哪知用了几天便有部分功能不工作了。经检查是有一个电子管坏了。正在着急，我们的朝鲜老战友、当年机关管理员老金来看我们。他是一年前回国的，当时在朝鲜人民军4军团当通讯科长。他说他们那儿有这种电子管，而且部队距我们仅30来里。报社决定派人去取，我自告奋勇请缨前往。本来领导还派另一位同志同行，但他临时生病。金科长说不要紧，他会派人把我送回来，领导也就同意了。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部队两个小时以后便要出发了。我们的出发地，与人民军驻地和当晚部队新的宿营地，正好呈三角形。编辑冷枫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连忙到司令部查清了当晚行军路线，告诉我部队向孟山、宁远方向前进，当晚在贞女洞宿营，叮嘱我次日务必赶到贞女洞与报社汇合。老译电员隋其福把他的马牌“橹子”（曲尺手枪）交给我，社长杨章（后曾任《人民空军报》社长）叫他的警卫员把一支能连发的快慢机卡宾枪也交给了我。
图为1952年江式高（右）和战友在朝鲜西海岸分发战地快报
我与金科长和他的警卫员赶到人民军驻地已是晚上，人民军劝我夜里不要走了。我说不行，电台上午便要工作，等着我回去开机呢！当下他们派了两名懂中国话的战士送我归队。拂晓时分，我们从山上已清晰地看到公路和大桥，朝鲜战士告诉我大桥左边二三里路便是贞女洞，也就是说下了山我就到家了。我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虽只有16岁，但穿着朝鲜人民军军官制服，意味着这就是命令。哪知道我太天真了，与人民军战士这一分手，我便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开始了四昼夜的脱队、赶队历程。
公路上死一样寂静，零散着被击毁的美国坦克、汽车和敌人的尸体，但没有人迹。贞女洞并没有部队驻扎，通过半通不通的中朝语言和汉字，从老乡那里得知昨晚志愿军在公路上坐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继续开进了。我知道那叫原地紧急待命，部队改变行动计划，执行新任务去了。我当时还没着急：白天大部队不会行动，我顺着公路追上去。可是当我返回公路，天已大亮，我傻了眼：被我军打散的伪军，有的没枪，有的有枪，也从藏匿处走出来在公路上走。这时我才明白，我军第一梯队突破敌人防线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上来，形成了纵深几十里的“真空”地带，我已孤身陷入“敌后”。再这么走下去不行了。
我离开公路，在田埂，在沟渠，在山岗，沿着公路平行线向南疾进。黄昏，走进一个山村投宿。我被这山村的情景吓呆了：有7堆约一人高、五六米长的上百具平民死尸，像木柴一样垛在那里。不经意间，几个端枪的人已向我走近。原来这是一支由校长任队长的小学教师游击队，他们随人民军北撤刚刚回来，所有的亲人和学生都被美、李伪军屠杀了。他们把志愿军当作亲人，抱住我嚎啕痛哭，悲不欲生。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离队的第二个夜晚。
脱队第三天，我向南方前进了四五十里，下午遇到125师工作队，他们20来个人，押送着200多个俘虏向后方转移。他们劝我单独行动太危险，不如先随他们一起走，相机再赶队，我同意了。但是往回走心里不是滋味。第四天一早我变卦了，向他们要了一点干粮，便匆匆向南踏上赶队之途。
大同江隔断了我的去路，桥梁被敌机炸毁了。沿江西下，找到一个渡口，停靠着一艘能载运几辆汽车的大渡船。渡口悄无一人，我急忙向岸边一所民居走去。当我不假思索拉开大门一看时，脑子轰的一下，傻了眼：炕桌上盘腿坐着一个李承晚伪军军官正在吃东西。咫尺相对，掏枪已来不及了。我大喊“奴高要（你是谁）？”他满脸堆笑对我说，他是人民军被李伪军俘虏，志愿军来了把他解放了。我对他说“吾立昆代大大衣扫（我们部队大大的有）”，示意他我要乘船过江。这家伙非常乖巧，一转身很严厉地吆喝出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给我撑船。这时我发现他没有武器，心里踏实多了。
两支竹篙撑着一艘笨重的大木船缓慢地在江中挪动。“嗡，嗡”，远处传来飞机声。那家伙大喊大叫加劲撑船。不一会儿，飞机已临空，又向前飞去。我们都知道，它会转头回来选个合适的角度向我们开火。四个人合力加紧撑船。“咯，咯，咯，咯”，一排机关炮打下来，江水起白花，石头冒白烟，船被打穿几个大窟窿。我们纷纷跳水，落荒而逃。冬天的大同江水并不深，后来知道大部队就是涉水过江的。
过江后那家伙并不走，说是要参加志愿军。我也需要一个向导，便命令他在前边带路，最令人生疑的是，路上遇到一拨难民，一位头顶着包袱，一看就十分善良的中年妇女，用十分异样的眼光久久看着我，又用手偷偷指指他。我慌了：要小心，他是坏人！当晚我和他住在一间房里，成对角睡在两端。我把打不响的卡宾枪故意放得远一些，然后把手枪顶上子弹藏在衣服下面对准他。我想他如果暗算我，必会先来摸枪，我就了断他。这一夜基本没敢合眼，平安过去了。
第五天早晨，我们沿着公路疾行。在一个急转弯处，突然遭遇到从三四十米外高坡上向我走来的一支队伍，大约30多人，清一色美军制服。我慌忙端起卡宾枪大喊：“什么人？”那伙人大摇大摆，不紧不慢回答：“38军侦察队！”我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互相交换一下情况，他们反向我问路，我指着同行那家伙对他们说：“他熟悉情况”，没容分说，38军的同志用枪一顶便把他押走了。
这天公路上不时可以见到零星的部队人员，也有民工和担架队。最使人兴奋的是，遇到报社派出来寻找我的南下工作团的战友、见习编辑薛艺同志，他也走散了。我们了解到距离部队还有120多里，如果走小路只有90里。两人在一起信心大增，我们互相鼓励，决定抄小路追队。那知全是崎岖山路，除了路边死尸，一天没遇到一个人，也没吃上饭，只好抓把炒面送把雪。漫山积雪都被先头部队踩成冰层，其滑无比举步维艰。走小路并没占到便宜。傍晚终于在公路边赶上了部队。宣传部长吕彬（后曾任全国记协第一书记）说军首长批评了报社，不应派没有实战经验的小同志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大家都以为你回不来了。吕部长叫警卫员把他的一只鸡杀掉给我们吃，还没吃饱，部队出发的前进号吹响了。我像一滴水又融进了滚滚洪流，忘却了一天的疲劳和几天的孤闷，兴奋得箭步如飞，随队又前进了六七十里路。这一天一夜，我步行了150多里路。
（文/深圳新闻网 江式高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