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添生活照

张其添，男，1924年生于广东龙川；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龙川当地参加抗日游击武装斗争；1942年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地下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武工队，至1949年1月整编为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战士；1949年后，致力于土改和党务工作。退休后，他随孩子生活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布吉圩社区，为社区、街道发展添力。

“我们社区的党员干部越来越有担当了，到处都能看到党员志愿者的身影……”居住在布吉街道布吉老街的家中，97岁的老战士、老党员张其添尽管行动不便，却始终牵挂着龙岗和布吉的发展。近年来龙岗区狠抓作风建设，不断推进干部队伍作风持续向好，区六届三次党代会擘画了布吉新城的宏伟蓝图，东进门户从此迎来蝶变之机……这些发生在身边的点滴变化，张其添看在眼里、欣慰在心里，“看到龙岗、布吉变化越来越大，老百姓生活得越来越幸福，我比谁都高兴。”

抗战胜利70周年时，张其添写下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写着：“我现在老了，希望年轻一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继承革命传统，在工作生活中做到道德高尚、诚恳努力、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为祖国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实现中国梦多作贡献！”

接受进步思想 积极传播革命火种

张其添的老家位于广东省龙川县北部的黄石乡，境内高山连绵，东江水穿境而过，水路交通方便。生于斯长于斯的黄石人世世代代都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尽管生活条件困苦，但民风淳朴，乡民们大多吃苦耐劳，崇德向善。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龙川县北部地区毗邻江西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经常活动于上坪、细坳、回龙等地，革命浪潮影响黄石。红军的政治主张、严明纪律和爱民行动均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不知不觉间将革命的火种悄然播撒在了这山清水秀的小小山村。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黄石人民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救亡图存主张，毅然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

泛黄的证书

“那是在1939年前后，黄石中心小学设备比较完善，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都比较好，聚集了一大批思想开明的优秀教师和进步学子。我们的党组织便利用这所学校开展活动。”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那个火红年代，张其添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在中共龙川县委黎咀区委的领导下，黄石中心小学于1939年5月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宣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年仅15岁的张其添就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的一员。这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为骨干、各阶层青年参加的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其任务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工农群众，支持全国抗战运动顺利开展，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时，黄石师生被分成了两支宣传队。一支到黄石街宣传抗日救亡及‘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一支深入农村张贴标语，演剧、教唱抗日歌曲，散发宣传品等，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各村小学还普遍开办了夜校、开办妇女识字班，帮助农民学文化、学政治。”

张其添回忆，年纪轻轻却充满激情的他经常和其他师生一块给群众上课，讲述抗日形势、传播革命种子，很快便在黄石乡这个偏僻山区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烽火。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事经济保障和情报交通工作

龙川县北部地区党组织通过青年抗日先锋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使全区抗日救亡气氛日渐浓厚，广大农民逐渐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反侵略的信心和斗志日益高涨。另一方面，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宣传活动锻造了一批进步青年，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并积极向党靠拢。1941年，17岁的张其添在这样的背景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荣誉奖章

“离开黄石中心小学后，我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老隆师范学校就读，在龙川当地从事抗日游击武装斗争。”张其添回忆道。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何做好经济工作，保障部队物资供应，保障交通情报畅通无阻，这些都成了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工作中面临的重重难关。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经济来源十分困难，粮食被服供应不足，医疗设备和药品等极度短缺，按照中共中央“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部队给养的精神，各地抗日武装都逐步建立起税站、情报联络站和交通站。

张其添所在的黄石乡也设立了税站，动员人民群众和过往船只向游击队缴交税款和粮食等物资。“大部分群众都非常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然而，国民党政府和地方上的反动顽固分子却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我党的行动。”张其添介绍，为此，黄石乡党组织以流动方式开展征税和情报工作。税站有时设在村口，有时设在某个小铺，有时在东江边的一条小船上，有时又会主动到一些开明绅士和有钱有田的富人家中上门收纳。年轻而机敏的张其添主动担起了放哨和警戒的任务。每次一有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过来，他便立即通知同志们迅速转移或解散，让党组织的实力得以保存。

“这份工作非常危险，有好几次我们的同志遭到了国民党政府在东江流域的保五团、保十三团的追杀。不过，幸运的是，由于我们的情报工作一直都做得比较好，群众基础又很牢固，每次遇险时都能迅速撤离、化险为夷。”张其添说。也正是因为有了良好的经济保障，黄石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和革命事业才能愈来愈好，并坚持到最终胜利。

转入地下活动

为革命事业隐姓埋名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各类反共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形势。1942年5月26日，中共粤北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负责人被捕。这就是震动中共南方局的“粤北事件”。

随后，粤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国统区的党组织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龙川县北部地区党组织坚决执行方针，宣布暂时停止党的组织生活，采取单线联系，各自找职业作掩护，要求党员‘勤职、勤学、勤交友’。我也根据组织的安排，应聘到黄石乡大布小学任教。”张其添说，在白色恐怖下，广大共产党员始终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党的革命事业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他们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也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斗争到底，随时听候组织的召唤。

“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才知道我的党员身份。我家则是秘密的交通联络站，秘密接待过许多党组织领导、党员和税站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张其添介绍，连父母亲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那时，张其添的父亲是黄石乡的第六保保长，管辖着十几个自然村。有了这样一层身份，张家反倒成了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没有人想到共产党员竟敢在保长家活动，因此也放松了盘查。于是，张其添硬生生把自己家变成了地下交通联络站，经常组织党员同志到家中商议要事、转送情报。家人在时，他们便以朋友相称，谈天说地，饮酒作乐；家人不在时，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所以说，我们家其实是父子二人一个姓国一个姓共。一直到1949年，我父亲才知道我是中共党员。”张其添说。

投身土改运动 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以揭阳、兴宁、龙川三个革命老区县为广东省土改试点县。投身革命事业多年的张其添第一时间回到了老家公洞村，参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由于在土改工作中表现比较突出，对土改的相关政策、方法吃得都比较透，不久之后，我便被吸收进了东江土改队，开始去龙川周边的河源、紫金、博罗等地搞土改。”

张其添回忆，工作队严格遵照中央方针，对于顽固不化的地主富农予以坚决打击，对于思想开明的乡绅则努力团结，从而让土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部分人因为对党的土改政策不太了解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触行为。“土改进行到海丰、陆丰等地时，不少人出现了恐慌心理，纷纷外逃，我们工作队就在后面追，给他们做通思想工作，把他们又拉回来了。”

这段为期一年多的土改时光，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思想日渐成熟的张其添愈发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因为他从那些分到田地的农民脸上，清晰地看见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幸福和满足，而这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意义所在。“那时候，很多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都跟我们工作队的同志讲，土改改变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几代人的命运。这不正是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吗！”张其添感慨道。

土改结束后，张其添又被派往粤东区党委组织部，负责发展年轻党员工作。他深入到贫下中农中间去，深入到年轻人中间去，尤其注意发展那些出身贫寒、长期受地主压迫但思想进步的青年。

十年前，有位紫金县的陈姓老党员在偶然间得知张其添迁居深圳后，专门带着八九个孩子来到张其添位于布吉老街的家中，看望这位当年介绍自己入党的引路人。时隔50多年未见，两位均已白发苍苍的老人四目相对时，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谁都免不了老泪纵横，多少复杂的感情、积淀已久的情绪在瞬间融汇到两行清泪里。正如张其添所说：“介绍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入党，看着他们慢慢成长，看着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我比他们还高兴。”

张其添与老伴

（文/图 深圳侨报 聂朦 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余逸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