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莲，1930年2月出生于坂田，1948年加入东江纵队一支队三团，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刘秀莲先后到东莞大队平西队、解放军公安十一师海防巡逻大队工作，1955年随丈夫赵萍转业到地方。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退伍后的岗位上、在教育子女的平凡岁月里，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展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动人风采。

十八岁少女坚持入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948年3月15日，东江纵队一支队三团正式成立。团旗是崭新的，队伍却早已在广东宝安、东莞一带打响了名声，所到之处经常得到老百姓相助，还时常有热血青年前来加入解放群众的战斗。

这一天，团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少女，她赤着脚从坂田一路走到观澜，坚持要参加东江纵队去打仗，爹妈追来想带她回家都带不走。她，就是刘秀莲。

战争年代，军队生活意味着风餐露宿、枪林弹雨，当时18岁的刘秀莲不是不知道，但她原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艰辛而无望的呢？她的爸爸是货郎，日复一日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她从十二三岁就随父亲挑着“火水”（煤油）沿街叫卖，经常从坂田走到罗湖、福田、观澜，所得的钱物也不过支撑一家勉强糊口，甚至不够给她买一双布鞋。她的双脚先是血泡密布，慢慢长满老茧，当她的双脚踩在灼热的沙砾上却不觉疼痛时，她的内心其实更加煎熬。

有一次，东江纵队一支队三团到村里短暂驻扎，刘秀莲相信他们能救民于水火。要不要加入其中？她犹豫了一番。但她转念一想，日子还能糟到哪里去？有句老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于是她赤脚疾行20里，在观澜追上了部队。

在东江纵队，刘秀莲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双鞋。穿上这双粗布鞋，她就从挑“火水”的少女变成了革命队伍的战士，她跟着队伍先后到龙华、惠阳、东莞、博罗等地，一路上打仗、做饭、救伤员，这条路不比挑“火水”来得轻松，但刘秀莲的心里却满是信心和激情。

三十里驰援红花岭：“不能让战友孤军奋战！”

1948年初，国民党在粤北开展了第一期“清剿”，随后将枪口调转，于同年6月起在广东南部展开第二期“清剿”。当时，国民党一五四师集结在广九沿线的东莞、宝安和大鹏半岛上沙鱼涌一带，税警团集结在虎门、宝安一带，保八团、保十三团集结于惠州、坪山、淡水一带，妄图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方针，歼灭粤南红色力量。刘秀莲所在队伍在尹林平司令员的领导下展开游击战，先后打响了沙鱼涌歼灭战、红花岭阻击战等振奋人心的战斗。

沙鱼涌位于大鹏湾北岸，是当时东江与香港之间的进出口岸，同时，距坪山仅15公里，北有葵涌，西有土洋村，是交通要地。1948年7月10日，粤赣湘边支队发出奔袭沙鱼涌的命令，决心在沙鱼涌取得反“清剿”首胜，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当晚，刘秀莲随部队连夜奔向沙鱼涌，途中遇上大暴雨，山洪冲毁道路，前进十分困难，部队到达葵涌时，天已破晓。考虑到白天强攻难以奏效，部队潜伏在附近山中等待时机，一等就是5天。

这5天，刘秀莲深切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与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当时山上驻扎着敌人的军队，还有排哨、班哨，非常危险。但山脚下的村民不怕危险，连夜煮饭，再用扁担挑到山上给我们吃。”有了广大群众做坚强后盾，粤赣湘边支队英勇无畏，于7月16日拂晓前对沙鱼涌发起强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成功夺取沙鱼涌海关。

“战斗中，我们的队伍兵分三路互相支援，而敌人早都失去了团结和信心，海关中的敌人曾发急电向临近各据点求援，可分驻在溪涌、陈坑、沙头角的三个连都不敢前来救援，而且在第二天就慌张撤走了。”说起战斗场景，刘秀莲语气中满是骄傲。

工作中的刘秀莲

跟着粤赣湘边纵队，令刘秀莲最为难忘的还是红花岭阻击战。1948年7月底，国民党4000余人分四路向龙岗、坪山一带的粤赣湘边纵队发起猛攻，战况惨烈，刘秀莲所在的三团转移到东莞一带。8月3日，得知敌人集结主力猛攻红花岭，当地只有300多名游击队员据险死守，三团立刻决定驰援红花岭。刘秀莲跟着队伍拔足狂奔，从东莞清溪牛湖村向着龙岗红花岭全力前进。当天下午5点多，三团终于到达红花岭。彼时我军已经打垮了敌军的12次冲锋，许多战友英勇就义。三团的到来打破了僵持的战局，他们和阻击部队形成合力，用猛烈的火力打退了敌人的第十三次冲锋，也终于彻底瓦解了敌人占领红花岭的信心。夕阳西下时分，敌人终于溃退。

刘秀莲爬上红花岭，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原本绿色的山岭一半被炮火炸黑，一半被鲜血染红！”有的战友被炮弹炸死炸伤，有的被子弹击中，有的被敌人刺伤。刘秀莲来不及悲伤，加入到救护伤员的行列中。在卫生员崔欢的指挥下，她帮着包扎伤口、转移伤员。有位名叫刘进的青年，因为腿部中弹不能行动，是刘秀莲一路将他背下了红花岭。“是刘秀莲救了我的命！”此后多年，刘进一直念念不忘，刘秀莲却总是笑着让他别这么说，“因为我们是战友，就该一起战斗”！

红花岭战斗结束后，部队将伤员转移到东莞清溪牛湖村，刘秀莲一直帮着医疗队照料他们。正因如此，1950年3月刘秀莲光荣入党，卫生员崔欢为介绍人。

刘秀莲（右）与丈夫赵萍（左）

英雄儿女结连理：“父母的故事很热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秀莲先后被安排到东莞大队平西队、粤中军分区工作，并在1952年经组织介绍跟赵萍结婚。

“我父母的故事完全是现实版《激情燃烧的岁月》，看完忍不住感叹，是不是革命夫妻的故事都这么热血啊？”刘秀莲的大女儿赵南芳回忆道。

起初，刘秀莲并不愿意嫁给赵萍，因为赵萍不仅比她大14岁，还是一个北方人，两个人讲话、吃饭习惯都不同，在组织介绍前又没什么感情基础。但在详细了解赵萍后，刘秀莲改变了主意。在她眼中，赵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赵萍是河南人，1916年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赵萍愤而投身革命，于同年9月正式参军，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赵萍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锦州战役等重要战役，在与日军作战时受过重伤。他还曾在延安抗大担任苏振华、胡耀邦等人的警卫员及通讯员，历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参谋长等职。

婚后，刘秀莲发现，虽然两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异较大，但在坚持党性、发扬风格这件事上却总是思想一致。1955年，刘秀莲随赵萍转业到广西玉林地区公路养护管理段工作，在公路单位工作期间，刘秀莲和赵萍坚持每周一天带着铁锹下班道挖山沙、铺路。赵萍下基层检查工作，经常自己掏钱买菜在班道和工人一起做饭，虽然自家日子过得不宽裕，但刘秀莲一直支持他这么做。到了农忙时节，夫妻俩带头到农村生产队同队员们一起插秧、收割，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和政府提出的“工农结合互帮互助”。

刘秀莲在工作岗位上也同样出类拔萃。她刚转业到玉林公路时，因为不识字，只能担任收发员，骑着自行车到各单位送文件。1958年她开始学习文化课，并学会了打字，在单位任打字员一职。这份工作非常忙，打字机跟现代打字键盘完全不同，采用全字检索法，整个打字机上有5400—6000个字左右，打字员要根据相配套的打字表找到文字相应的字模进行下压，让字印在纸上。当时，熟练的打字工人每分钟也只能打20几个字，刘秀莲很刻苦，但只能打出10余个。一场会开完，刘秀莲常常加班到深夜才能把会议记录打好。但她任劳任怨，认真刻苦，连年被单位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职业生涯中，最让刘秀莲感到骄傲的是，她先后介绍了多位同事入党。刘秀莲很重视“入党介绍人”的身份，她常说，介绍年轻人入党不能儿戏：“工作上面带领他们踏实干，生活中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困难，这样才能为党组织输送真正的人才。”

1986年，夫妇二人离休后决定回到刘秀莲的故乡——坂田安度晚年。临行前夕，前来送别的同事、邻里络绎不绝，好多人都流下了惜别的眼泪，这一幕也深深烙印在刘秀莲的心中，至今谈起还不禁热泪盈眶。

离休后的老两口始终坚持做优秀党员，他们坚持交党费，看书看报学习党的精神，每月还要坐公交车去老干中心学习。1996年，赵萍去世，享年80岁。临终前，他嘱咐儿女，要爱国，要节约，要珍惜幸福生活。他们把自己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传递到下一代、再下一代。赵萍和刘秀莲共育有三女一子，儿子光荣入伍，大女儿嫁给了军人，三女儿的儿子也考入军校，“保家卫国最光荣”已成为这个红色家庭中代代传承的家训。

刘秀莲（左二）与战友们合影

（文/图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余逸夫龙岗融媒尹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