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军休干部 秦毓林

秦毓林，1936年1月出生，籍贯为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他先后服役于北京空军司令部、空军第二预校集训队学员；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第三教研室助教。在部队期间工作积极主动，表现突出，积极完成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得到领导的表扬，荣立三等功一次。退休前任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北京总部和西安）六系副教授。

革命家庭 前仆后继报国

秦毓林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一个革命家庭，父母是地下党员，很多亲戚也参加了新四军等革命武装。他从小就耳濡目染，这对他以后选择的人生道路，无形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父亲当时开了一个绸缎庄，实际上这是我党一个地下据点。里面白天不怎么忙，晚上比较忙，来的人是五花八门。父亲经常和几个生意人，骑着自行车从南通往北走100多公里到泰州等地，贩运布匹。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员，要把上海的消息往外传递。后来，父亲有几次被国民党怀疑搞地下活动抓去了，不知道是死是活。但是最终没有什么证据，后来又被放回来。”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江浙一带成为国共两军争夺的重要地区，因此，经常被惨烈的战火覆盖。在秦毓林小时候记忆中，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批飞机从天上飞过去。“当时是1947年内战打得正酣的时候。小孩不懂事，看着很热闹，实际上那是美国帮国民党运兵到山东去打内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13岁的秦毓林刚刚小学毕业，他终于迎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我当时是在南通下面的县城如皋生活，年龄也小，所以过了半个多月才知道新中国成立了。”

“当时，爸爸已经在上海担任社保局局长了，他后来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一直到退休，妈妈是劳动局的干部。他们在上海都非常忙，就把我送到南通外婆家。1950年抗美援朝时，我有两个叔叔参战。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师政委，打了两年多仗，比较幸运的是，都活着回来了。”

红色人生  一心研制战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都有特殊的社会运作方式。

“1955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读大学。上了一年后学校搬到西安，变成了西安航空学院。上到三年级时，因为我成绩好，就被选去北京航空学院，学习当时最新的学科‘电子科技’。本科5年后，1960年我被分配到当时算是最神圣的机关‘北京空军司令部’工作。然后又带职继续读了三年研究生。”

“1960年，我在北京空军司令部服役，专门研制歼敌机。后面的30多年里，从头到尾参加歼6飞机的研制，可以说是比较有名的专家。我国第一架歼6飞机是在1959年9月30日，建国10周年前一天研制成功。它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喷气式超音速歼敌机，时速达1700多公里，可以达到1.5-1.7马赫。当时这是非常先进的战斗机。”

“但歼6其实是我们仿制苏联的米格16，也就是后来的米格19。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专家突然撤走。有些人跟我们关系好，离开前把书和核心技术留下来，还留下一批图纸，这样我们以后研制才方便一些。”

但是，苏联专家大面积突然撤走后，中国对此猝不及防。歼6的研制工作还是出现了严重的空窗期。

“后来虽然留下来一些图纸，但是也不全。中国的工人、技术人员水平也没有提上来，人力、物力都跟不上。他们把东西都带走后，我们还没衔接上，所以六七十年代是我们最难的时候。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我们这一代人上，逼着我们这一代人锻炼出来了。干活确实最能锻炼人，最能考验人。” 

在秦毓林那代人苦苦煎熬了三年后，中国制作歼6飞机的材料、工艺、科研、管理、工人能力等终于都提了上来。“直到1964年，我国才开始大规模生产歼6。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完全掌握技术，1961年至1963年这三年我们这代人只能拼命干，拼命学习。”

“歼6飞机发动机以前都是从苏联进口的。1964年前，也逼着我们造出来了。当时，苏联进口的发动机可以用120小时，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发动机开始可以用不到50小时。到1964年，我们国家才在沈阳、西安、成都、南昌四个厂开始大批生产歼6。每个厂一年生产60多架，一共一年生产240多架。一直生产到1986年，20多年一共生产了4300架飞机，全部装备到空军、海军。”

“歼6飞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和F15是同等水平的飞机。一直到2005年，歼6飞机才全部退役。后来的歼7、歼8，比歼6性能好一些，但基本上是一个档次。此后的歼9虽然设计好了，但是技术已经落后，就没有生产。歼10，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飞机。这时已经完全改天换地了。”

护航空军 青春献给祖国

歼6飞机刚研制出来时，秦毓林只有20多岁。“开始主要做一些一般工作，和一些飞行员上课，跟他们讲空气动力学和歼6飞机的性能等，同时参与训练、作战。”

此后，特别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空军参与歼6研制工作落到五六个分属不同专业的人头上。“空军科研人员、机关人员，一共也就是五六个人，分属座舱、仪表等不同专业，我是属于总体专业，所以当组长。因此后来空军一有问题就只能找我们。”

“实际上，歼6飞机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使用了30多年后很多性能跟不上了。毛病、故障也就都来了。当时，歼6飞机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是在福建前线。因为使用的频率高，出问题的机会就多。我当时30多岁，在地方上是代职团参谋长。在指挥所，我还参加了几次空中实战。”

“1971年，我在漳州值班。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每天都过来骚扰，一般是三四架左右。那年夏天，国民党一次飞来4架飞机。空军基地的警报响起后，我们飞行员一次飞上去8架飞机。当时，地面指挥中心就下定决心，命令飞行员这次一定要截住一两架敌机，给他们点厉害看看。然后，我军4架飞机在外海把敌机往大陆一侧压制，让它们无法逃回台湾，最后打下来一架飞机。”

 “这些年来，我军一共有4000多架歼6飞机在空中飞行。早年，我国飞行员很多是初中毕业，高中生都不多。他们只能按照工作条例去维护飞机，对飞行原理懂得不多。我们把飞行员分批请来，办培训班，给他们上课讲解，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从1969年至1971年三年来，每个部队每次都派1个或2个人来学习，每次学习30天左右。他们学会后，再回去教部队战友。就这样，部队飞行员的水平就慢慢提高了。”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渐提升，在歼6持续生产的20多年中，技术逐渐得到了质的飞跃。歼6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也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在这个研制过程中，秦毓林也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并获得解放军科技进步奖。

“歼6飞机设计方、制造方是研究所和工厂，使用方就是部队。飞机造好后部队接收过来使用。延长发动机寿命，关键是制造工艺要过关。我们是解放军空军，最重要的工作是使用维修。飞机不像汽车一样，出了问题在路上停下来看看维修。部队把问题都集中反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开会研究把它归纳起来，再跟研究所、工厂提出问题，然后一起想办法解决。”

为了国家的强大和富强，持续而艰苦忘我地付出，早已成为秦毓林几十年军旅生活的一部分。而对名利，他看得淡如秋水。

“我刚毕业时，开始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后来到了位于保定的空军第二预校集训队。然后去了空军工程学院，总部在北京，分部在西安，在这个学院待的时间最长，经常两地来回跑。在我四五十岁的时候，一年差不多一多半的时间在外出差。家里的事情经常顾不上。”

“我爱人汪玲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她和我也是一样，一年365天，经常在外出差。我们两个人说是在一个单位，但都是忙得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儿子只能让姥姥带，和我们相处时间不多。”

“后来我岁数大了，50岁以后上课少了，就按照领导要求，把过去上课讲解的科学知识写了一套教科书《航空维修工程学》。这套书一共4本，到现在所有的航空学院、航空学校的航空专业，还在用这套书。”

 “编写的这几本书，获得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现在这个专业的所有学生，都还在用这套教材。我说我都80岁了，过了40年你们还没有把新书编出来，还用我这个书，这不太好。” 说到这里，秦毓林哈哈大笑，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祝福祖国  繁荣富强昌盛

1991年，秦毓林在西安退休后来到深圳和子女一起生活，依然发挥作用，在深圳国税局做了10年技术总工。“深圳发展非常好，是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我们只是小人物，跟着城市快速发展沾光，当然很高兴。” 

谈到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秦毓林不再有当初苏联专家突然撤离时的窘迫感。

“现在我们的歼20飞机跟美国在同一个水平上，俄罗斯可能还不如我们。歼15舰载机也上航母了，轰20实际上是比较好的飞机。现在我们的发动机基本过关，但是还不是很完美。美国飞机发动机使用寿命已经超过3000个小时，说明他们的工艺水平很高。”

对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秦毓林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这说明我们的体制是正确的，领导层的决策是正确的。”

秦毓林虽已85岁高龄，但言谈之间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在生活中久经磨练后的乐天知命、幽默豁达。谈起一生过往的坎坷经历、奋斗历程、辉煌时刻，他经常是用孩子般的几声大笑一带而过。

回顾以往的历史，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伟大的事业，往往是由几代人来完成；一个伟大的时代，往往是由无数人舍生忘死来开启。

秦毓林父母那代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新的长城，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秦毓林则从小耳濡目染，成年后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去完成父辈未竟之伟大事业，几十年埋头中国航空事业，为中国研发系列歼敌机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一步一步，和无数同龄人一起，他们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让中国慢慢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