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军休干部 张育泉

张育泉，1935年7月出生于广东兴宁县。1951年2月入伍，在广州军区第十三野战医院服役。196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3月5日，赴苏丹进行为期4个月考察，援建中草药厂。1979年2月至5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嘉奖累计6次，1953年12月、1976年12月荣获三等功二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获三等功一次。退休前任原解放军广州军区第179医院专家组主任药师。

苦难童年 求学改变命运

1935年秋季，张育泉出生在广东兴宁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没有买过新鞋新衣服。“记得四岁那年的冬天，外婆用旧布做了一双鞋子，我高兴地穿着它到处跑，恨不得告诉所有同屋同村的小朋友：我有新鞋了！那种温暖的感觉、喜悦的心情，至今萦绕在心。”

解放初期，社会风气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老百姓对当兵的观念，从国民党时期恐惧被抓壮丁，变成了参军光荣。“我高中读了半年，1951年2月3日报名参军。在2月13日，我们250名年轻人乘军用汽车出发，三个多小时后到了梅县南口镇一个专门为解放军培养医护人才的学校。”

张育泉至今记得：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医护学校设施非常简陋，没有课室，没有宿舍。学生住的是侨乡民房，教室就在山坡上树林里，各人自带小木凳上课。后来才终于建了一个约400平方的竹棚大课堂。

“学校又选送8名学生去药训班学习，我是其中之一。1953年下半年，我成为副排级司药。”张育泉最早服役的广州军区第十三野战医院，在1956年改编成第179医院，设有400个床位。“后来，179医院成立了野战所，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国内外形势稍有风吹草动，就把我们野战部队拉出去演练，野炊、露宿，锻炼我们适应野战生活的能力，适应打仗的艰苦环境。”

1965年8月，医院派他到广州军区卫生学校药训队学习。“虽然学制只有两年，其中半年还要参加‘四清’再教育，但是这次学习对我来说得益非浅。”

1968年前后，全国全军掀起学习中医中药的高潮，大搞中草药治病。“因为很多药品不能进口。当时，地方和部队的医院都在互相学习，研制中药麻醉剂。在研制过程中，我的眼睛受麻醉剂刺激，有两三天都看不清东西。最后，我从洋金花中提取出生物碱。经过临床试比对，发现有效成分比较纯，麻醉较深且时间久，副作用较少，临床医生比较满意。我因此荣获三等功。”

苏丹考察 远赴异国他乡

1970年12月，张育泉接到组织通知，去苏丹考察支援当地军方办中药厂。“苏丹尼迈里总统上台后，对华政策比较友好。苏丹军事代表来中国访问期间，参观了各军区卫生队的军办中药小药厂。这些小药厂设备简单投资小，既能解决部队小药量需求，又能解决部分家属就业问题。他们很感兴趣，特别提出帮助他们办药厂。”

最后，广州军区选派包括张育泉在内3名药学工作者，同总后营房部1位建筑工程师，2名助理员翻译，在北京集训一个月后，一起远赴苏丹考察。

“1971年3月5日，我们6人从北京经埃及开罗到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开始为期4个月的考察。我负责考察期间资料汇集，每周一份资料，向总部汇报，资料要求严格细致，特别是有关制药工业情况、药源分布详细情况及当地有关情况。”

苏丹的医疗现状，让张育泉倍感吃惊：“喀土穆仅有一所1000床位综合医院，设备靠进口，没有药厂加工制剂。看病患者大部分为高官、贵族、有钱人。药品供应是相当紧张奇缺，只能发给患者一日或一次剂量药品。制药工业极为落后，没有自己的制药工厂。首都两个外资制药厂，只能进行来料加工。注射用水都得从外国进口。”

在考察期间，张育泉经历了各种恶劣天气。“记得当年4月21日那天，突然间白天变成黑夜，狂风席卷全城，灰蒙蒙一片，五米内看不清行人，沙尘笼罩了全城。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沙尘暴的威力。5月6日那天，骄阳似火，我们考察路过一片建筑工地，塑料胶鞋竟然被铁板粘住了。”

在苏丹考察期间，他们也实地见证了中国援建非洲的成果。“当时，周总理对援外工作很重视。苏丹礼堂、公路等很多基础设施，都是由中国援助兴建。在沙漠地带修路，要铺设很厚的水泥，费用比国内高很多。中国当时援建的一个苏丹礼堂，都是采用现代化的设备，有些设备还需要我们国家进口。我们后来被邀请在那个大礼堂开会，感觉非常高档。”

对越战争 奋力抢救伤员

1979年2月，震惊中外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179医院接上级命令，组织手术队、野战所、列车运输队支援前线。

“我被分配在野战所，主要负责放射、检验，药剂、敷料消毒供应。战争打响后，我们所前后搬家三次，一次比一次任务重，携带的药材量一次比一次增加，一次比一次靠近中越边界，几百箱上千件药材及各种急救治疗仪器，主要是靠我们药剂组5个人搬运存放。”

当时，让张育泉倍感压力的是：药剂组另一个任务是，做好大输液及局部麻醉药供应。但当时南方雨季阴雨连绵，当地没有水井，小河水非常浑浊，只能到河里挑水，再用净水剂澄清后备用。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项工作，是一个重大锻炼和考验。  

“由于水质太差，我们只能通过玻璃蒸馏器反复试验合格后，昼夜不停进行制剂。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药剂组制作三批大输液瓶，在野战条件中药源缺乏，后方不能供应情况下，为前线及时提供了医疗后勤保障。”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总是伴随着流血和牺牲。和平年代的岁月静好，是无数战士用血肉之躯换来的。

“我们所经历了两次战役，第一次战役短短几天就收送 3500多伤员。大部分是清创换药后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其中有重伤80多人，急需手术治疗的。接收伤员手术治疗时，只能听到医护人员来回的脚步声，手术换药刀剪声、医生吩咐声、个别伤员呻吟声。第二次战役开始后，我们野战所驻扎在离中越边境三公里处，能清晰地听到双方激烈交战的枪炮声。我们连续三天没有合眼，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三天内共收治2000多人，伤员之多任务之重，是和平时期无法想像的。”

张育泉的爱人罗惠珍回忆说：“知道他上线打仗的那一天，我的头发就开始慢慢变白了。”

而张育泉当时心中想的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里艰苦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战斗在哪里。我们所的周围也住有炮兵部队，战士们寸步不离，日夜在战地上，汗流浃背，满脸漆黑，像泥猴一样，但为了打胜仗，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我们所小战士说：老百姓的安全、国家的安危，是我们军人责任，没有人民没有国家，哪有我们。”

“记得战斗即将到来时，我们所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派救护车去前线接收伤员，途中救护车突然陷入泥坑里。正巧某师支前部队路过，团领导看到这种情况，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帮忙推车，大家一齐发力，汽车很快就重新发动起来了。当年战场上战友们不计较个人安危，忘我工作，团结合作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休战间隙，野战所里充满浓浓的战友情，上下级之间、男女之间，大家有说有笑，亲如兄弟姐妹。吃饭时稍有点小咸鱼、好的小菜，都是你推我让，尽量让所有同志品尝到。记得前方下来的一位战士，执行任务时路过我们所，因为几天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全身上下都是泥，我们让他先吃饱饭，洗个热水澡，小战士还把自己衣服拿出给他换上，把泥水衣服洗净晒干，让其好好地睡了觉。他深有感触地说，近一个月来精神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你们的笑声、歌声，你们的关爱好似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战争是残酷的，但残酷的战争更能加深我们战友间的真挚情谊。”

由于战前思想重视，不怕艰苦、组织有方、工作效率高，后勤供应及时有力，张育泉所在的药剂组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参加了前指功臣代表会，并提前晋级。

醉心科研 牢记光荣传统

作为一个从偏远地区走出来的穷苦孩子，张育泉深知知识的力量。从越南战场回来后，他在此前研究出中药麻醉剂的基础上，又继续投入到中医药研究中。因为在西药进口受限制的背景下，中药在部队和民间的治疗作用，尤为重要。

“作为医学工作者，在进行科研工作时必须深入实际，坚持从实践中来并到实践中去检验的原则。记得在研制复方冬青酊时，临床医生提出冬青浸出液易挥发，3-5分钟要换一次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战友提出是否可以采用玉米朊隔绝空气防潮的方法，我经过反复试验，后经临床验证，发现这种方法防止药液挥发效果好，大大减少了换药次数，减轻了护理人员工作量。”

1986年12月，张育泉成功研制出治疗各种烧伤的冬青玉米朊酊。1987年12月，研制出治疗溃疡病的复方针竹片。1995年5月，研制出治疗乙型肝炎的复方苦味叶下珠片，经临床试用，效果良好，被广州军区评为科学技术进步四等奖。

“经过十多年临床应用，这三种中草药制剂疗效明显，为医院创收较多，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患者从江西、梅州、河源等地区慕名来找我，或用电话求购此药。”

几十年来，除了坚守工作岗位和坚持科研工作外，张育泉还撰写了《“冬青玉米朊酊＇治疗各种烧伤报告》、《B超藕合剂制剂改进》等20多篇文章，有的在军内外杂志发表，有的在全国学术交流会上交流。“当时有不少科研单位邀请我们共同合作搞科研数据，做动物模型，开展新药研究并申请专利。由于面临裁军，撤销179医院等，很遗憾此项工作最终没有继续完成。”

1995年退休后，2004年张育泉跟随子女落户深圳，亲眼目睹了深圳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生暮年，他作为一名党员，一生中亲自见证了国家发展的艰难历程和中国共产党一路上经历的风雨坎坷，在建党百年之际，深有感触：“我的下一代在幸福中成长，他们都接受了大学教育，在工作岗位上积极上进，是单位的骨干。他们已经成为新一代共产党员的中坚力量。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不靠人民哪里有永久的江山！我是老一代共产党员，要把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传递给下一代，希望他们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多做好事，为社会多做贡献，为两个一百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相信中国未来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