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军休干部 李旭东

李旭东，1939年1月出生，安徽宿州人。1956年1月入伍。1959年，进入西安通信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武汉空军雷达学校任教。1982年编写了《雷达控制系统基础》教材，获得“优秀教材奖”。1985年调至武汉空军雷达学院学报编辑部从事校刊《空军雷达学院学报》编辑工作。同时参与《雷达兵》杂志创刊、编辑全过程，从杂志封面设计到内容采编，倾尽全力投入各项工作中。

苦难童年 磨炼终生难忘

现今早已是一头银发的李旭东，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好像慢慢又回到那个遥远的时代：“我的家乡是在安徽宿县，地处皖东北。家乡有山无绿树，有地无水田，是典型的穷山恶水。再加上连年战乱老百姓饱经蹂躏，抗日战争后，又是三年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所以，老百姓民不聊生，每天过着面朝黄士背朝天的生活。”

在解放前的悲苦年代，普通老百姓仅仅只是为了活下去，就要用尽全部力气。李旭东的家庭也是一样，父母亲有闲时要织土布，用芦苇编“虾笼”抓小鱼小虾，谋生糊口。有一年家乡遇到饥荒，地里发大水，粒颗无收，父亲只得带领全家去外地逃荒。在解放前夕才又回到安徽老家。

“我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春节前的年三十晚上。由于家里没有过年吃的东西，全家人都早早地睡觉了。母亲睡在床上还不停地唠叨：‘别人家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都蒸了许多白面馍，我们家什么也没有蒸。家里剩下的几十斤小麦，年前都给你爷爷奶奶啦，家里剩下几斤面粉。只够明天初一包饺子啦。’当时，我虽然只有七八岁，但我听了也感到父母的艰辛，就忍不住哭了。”

童年时代，留给李旭东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他经常在大冬天睡在草屋中。在草垛中，睡到半夜变冷时，他只能爬起来把草翻动蓬松后再继续睡。此外，他还在灶头间地上的草席上睡觉，在收庄稼的四轮大车上睡觉……

 “我后来在马台小学读书。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教室外下着大雪。有一个同学上学时从家里带来一个瓦制火盒。他坐在我的后面一排。下课时我从坐位上走出来，一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火盆，掉地下摔碎了。我当时没有钱赔他，只能对他说：‘对不起’。走出教室后，我到了校门口影壁墙前时，我的小姨父是我们的小学老师，走过来二话没说，就用手抓住我的两只脚，把我向上提起来，然后再使劲往地下摔。幸亏被人及时阻止，不然我当场就可能被摔死了。因为我当时有了记忆，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小姨夫觉得自己养了别人的孩子，气头上便升起来想摔死我的念头。” 已经年过82岁高龄的李旭东，至今也没有忘记童年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回想起来仍然忍不住低头不停啜泣。

童年的艰苦生活，无形中完成了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为他此后一生的奔波劳碌，攻坚克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伍参军 献身雷达事业

在李旭东年少时代，解放前很少有人主动去当兵。青壮年多数是被“抓壮丁”才被迫去参军。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解放前，我大伯有个大儿子就是被抓了壮丁。因此，当时我对当兵的印象是很不好。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签订了停战协议，一部分志愿军部队回国，其中有一支部队要住在我读中学的符离镇。这支志愿军部队到达时，镇上的所有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都到火车站去欢迎。人们手里都拿着写有‘欢迎最可爱的人’‘向志愿军学习、致敬’等标语。这次活动改变了我头脑中对当兵的看法，感到当兵是光荣的，是受尊重的。这为我在以后报名参军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5年，初中毕业后，地方搞农业现代化化建设，李旭东受到县里重用，经常到县里开会，然后回到村里传达最新的政策方针。“后来，县里开会要宣传《兵役法》的义务征兵制度。因为有之前的思想基础，我就自己带头参军了。”

1956年入伍后，他随着部队在朝鲜服役了两年半，除了站岗放哨，还帮助当地老百姓搞建设。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回来，在东北的四平，休整了大半年。  

随后，1959年1月份，他根据部队通知，通过考试进入西安通信学院学习。“当时一共学习6年，一年预科学习，5年本科学习。学校后来改名叫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是仅次于哈军工的一个军队院校。在学校期间，不管是预科还是本科学习，我学习成绩都是优秀。”

1965年毕业后，李旭东被分配到武汉空军雷达学校任教。此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贫苦孩子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节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此后的人生命运，将不仅仅事关个人，而是和国家发展和国防安全息息相关。

“从毕业分配到武汉空军雷达学校任教，一直到我1999年退休，历时有35年。退休后我又被返聘到2007年，一共在武汉生活了43年，可以说我把一生献给了党的国防科技教育事业了。”

“当时，我们班有三名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了空军雷达学校的‘雷达原理教研室’任教。1965年10月份，学校许多干部参加了‘四清运动’下到湖北省房县。那里是鄂西山区，比较贫困，大多数社员刚刚解决温饱。我被分配在黄杨公社立石大队五小队工作。当时规定，四清工作队成员一律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工作中肯定了公社、大队、小队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有多吃多占的少数干部采取教育的方法，绝不搞极左的做法。”

大约在1965年底前，他们接到中央军委通知，参加“四清”的部队全部返回部队，作战备准备。可回到雷达学校不久，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69年，军队院校才开始复课。

个人的前途命运，在历史的大潮中，仿佛一粒微尘，多数时间只能随风飘扬。一直到此时，已经三十而立的李东旭在人生坐标中，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着手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

武汉空军雷达学校当时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主要接收高中考入的学生，为我军培养一线雷达技师。

“复课后的第一期技术班，是培养雷达部队急需的雷达维修技师，学制为一年。学员为各雷达团自己送来的技术干部或优秀操纵员。毕业后都是返回原部认。一个教学组包一个队，从基础、原理、兵器一条龙教学。”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空军雷达学校的教学又恢复了原来的教学体制，即学员以兵器的制式分为大队；教员的教学分为基础、原理、兵器。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又增设了计算机教研室、信号教研室。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教学中，我讲过《雷达原理》《雷达兵器维修》课，讲过大专技术班的课，也讲过本科工程班的课。在新开雷达工程班的《雷达控制系统基础》课后，教材需要自编。这门课也是只有我一个人上，所以教材也只能由我一个人来编写。为此，我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潜心搜集资料，汇编教材。1982年，我编写的《雷达控制系统基础》一书正式出版，并获得了‘优秀教材奖’。这本教材后来除做工程班的上课教材外，也被我院的电工教研室和兵器教研室，用来作参考教材。一直到2002年，电工教研室还提出重印这个教材。当时我表示说，重印必须增加‘现代控制论’的相关内容。由于我已退休，增加新内容有一定困难，最后就未重印。”

李旭东在空军雷达学校，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方向。他一心扑在教研上，除编写了此教材外，还废寝忘食地参加了《843雷达原理》《843一甲雷达原理》《571雷达原理》的编写。

1984年为适应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雷达学校改为空军雷达学院。学校刊物《教学与研究》也随之改为《空军雷达学院学报》。

“为适应这一改变的需要，我被调到学校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从1985年开始一直工作到退休。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雷达兵》杂志的创刊和编辑工作，任这个新刊物的编辑和编委。这本杂志办得很好，对雷达兵的作战训练，日常工作帮助很大。杂志的影响力也很大，发行覆盖了全国各地多个雷达团，几百个雷达站。1999年我退休后，又是被返骋到学校继续从事编辑工作。”

呕心沥血、点点滴滴付出，换来了一个个的教研成果。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李旭东编辑出版了《科技写作标准化简明手册》《浅析科技论文作者的心理特点》《雷达隐身与雷达反隐身技术》《科学评价学术论文质量》《正确识别伪劣学术议文》，获得了诸多三等奖、优秀论文奖等。

坚守初心 感恩建党百年

2008年，李旭东离开武汉，来深圳和儿女团聚，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深圳创造的经济奇迹，他深有感触地认为：和内地其他城市相比，深圳政府和市民，更加务实，思想更加开放，更具有开拓进取精神。

在建党百年之际，一辈子看着国家从贫困落后逐渐走向自信富强的李旭东，心中感慨万千：“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多无线电雷达设备都要靠进口。而现在无线电的水平，和国外差距小多了，设备也基本可以自主生产了。”

而相比从来没有经历过饥饿，贫困的新生代年轻人，他有太多话想说：“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工业、农业、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为此，我们党曾提出过：‘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口号，当时军队的一百多所院校都在部队招收过学员。入学条件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部队的现役军人。’我是1959年经过考试进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的。对于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普通战士，我没有给任何首长送过任何礼，也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也不会吹吹拍拍，居然能实现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特大好事。现在来看，这似乎不好理解，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青人可能认为这是虚构的。我可以十分负责地讲，这是历史事实，这不是梦想。我的许多同学都还在，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有句名言，‘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因此，每当我回忆这段人生的经历，我都感慨万千，都激发我对党的热爱，加深我对那句‘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理解与共鸣。”

在人生暮年，李旭东对中国的现有体制更加自信，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中国1949年建国时，国家是一穷二白。洋火、洋钉等各种商品，几乎都要带个洋字。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汽车、拖拉机，‘两弹一星’都可以自己制造了。国家实力这些年更是不断得到飞速提升。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中国管控治理得非常好。很多之前对我们国家体制有看法的人都有很大改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