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军休干部 彭子曰

彭子曰，1950年12月入伍。1953年8月从军医学校毕业,成为42军33野战医院一名军医。1955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尉军衔。1956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下放连队当兵锻炼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1961年任医务处助理员，机关工作成绩优秀，荣立三等功。1969年下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任医疗队队长，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任手术组组长，荣立三等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简单而朴素的一句话，很多人要用一生去体会，去品味，去践行。在46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无论是在医院做外科医生，还是在机关做助理员，下基层当防化兵，下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抢救伤员，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在心中发过的誓言。

生于乱世做军医保家国

1934年12月，彭子曰出生在一个充满动荡，战乱的年代。那时，几乎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份国恨家仇。抗日期间“长沙大火”迫使幼小的他随父母逃难回到老家江西，读完小学以后又回到湖南。“1950年12月，是我彭子曰第一个难忘的日子。当时的我只有16岁，为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我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报名上前线是想加入空军或海军，成为一名坦克兵或炮兵，上阵杀敌。但事与愿违，他最终被分配到后勤部门，让他先到河南开封入读军医学校。

“我学的是临床医学，条件很艰苦。1951年，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投下的炸弹里面都是带有传染病的苍蝇、跳蚤和老鼠等，我们听说后义愤填膺，要求到朝鲜前线去参加反细菌战，但学校领导说，要先安心学习，学好本领，以后才有上前线打仗的机会。”

1953年8月，彭子曰和20名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战友，被分配到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42军。随后，他来到驻扎惠阳地区博罗上塘村的42军33野战医院，正式成为一名军医。

现在的人或许很难想象，建国初期全国人民一心想建设新中国，保卫胜利果实的心情，是何等简单朴素、真挚感人。或许，连彭子曰也没有想到，在他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中，这个暗中立下的决心，竟能坚守至今。

 “本来我想一直做一个外科医生，成为一个名外科专家。可医院领导看我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后来就安排我到医务处做助理员，我不计名利得失，一做就做了8年。”

在此期间的1958年，已是少尉军官的彭子曰，又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基层，脱下军官服戴上战士的船型帽，到124师防化连当了一年防化兵。

“1958年，部队要准备打反原子战，反化学战，反细菌战。在防化连很辛苦，我与战士们一起轮流站岗放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有时要戴着防毒面具，背着冲锋枪连跑3000米，虽然呼吸困难，但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坚持再坚持；更有甚者是穿着胶皮防毒衣服、戴着防毒面具和背上侦查器材，行走一个多小时侦查敌人投放原子弹后放射性污染的范围，还要侦查敌人洒放毒剂沾染的地区。我因为表现优秀，荣立了三等功。”

1964年，彭子曰被派去进修病理一年，回来负责筹建了病理科，提高了医院的诊断能力，并协助部队做好防疫工作。1973年，彭子曰重回外科，担任主治医生工作。

赴越参战战火中救伤员

“回想自己戎马一生，最难忘的事情，还是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抢救伤员。当时的情景，到今天还历历在目，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我更加懂得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979年 2月17日清晨，我军严惩越寇战斗打响了。在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挥下，东线集团各路雄狮从广西水口、那花等方向发起猛烈进攻。“当时东线集团配置于一线位置的野战医院共有十一个，我们33野战医院二所就在离前沿七公里的‘五指山’下，上级把主攻方向两个师的救治任务交给了我们所，我们搭起五个帐篷，其中三个手术帐篷，每个帐篷可放下四个手术台；另外两个是‘班用’帐篷，用作器械消毒准备室。由于我们所靠近前沿阵地，前期我军伤亡很大，所以短时间内，下来大批伤员，同时都要做抢救手术，有很大困难。但是看到一个个战友躺在担架里，忍着剧痛，面临死亡的威胁，鲜血染红了草绿色的军装，我们感到心如刀绞，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通常一个所只能开展三至五台手术，但我们同时展开十二台手术，一个麻醉师要负责三个手术台。为了快速抢救，所领导亲自负责设立调整哨，把伤员分类好，一个个送到手术室门口等候。我们在手术室紧张抢救，做完一台，又紧接着做另一台。”

手术组从当天上午8时至次日凌晨4时，在将近20个小时内，在上级领导指挥下，所有手术组人员顾不上吃饭，忍饥挨饿，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坚持做了大、中、小手术共162例，而开战首日二所一共收容了172名伤员，手术率高达94%。

2月24日晚7时，42军前线指挥部命令33野战医院院部率二所及配属民兵，开赴越南东溪，深入战区执行救治任务，负责救治参加“高平战役”部队的伤员，这是全军作战部队中唯一一个去越南前线执行一线救治任务的野战医院。

在前往越南以及抢救伤员期间，他们几乎每天都面临生死的考验，险象环生。“出国作战，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敌袭击，而医院只有一个十人的警卫班。院长孙希武当时作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让大家原地等待，天亮后再出发。”

“2月25日上午10时30分我们才到达越南东溪县，发现县医院里面只有17间小病房，一个手术间只能挤下三张手术台，房间简陋，四周墙壁用竹子泥巴糊成。当时，县医院周围山洞的残敌还没有肃清，特工常混入袭击，枪炮流弹经常从手术室上空呼啸而过。附近连队有两个战士到沟边挑水，就被打中牺牲了。”

“当天半夜，从战地开下来15辆解放牌大卡车，里面有114名伤员。在东溪县医院做手术，条件极其艰苦，大量救治工作都集中在夜间进行，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不能使用发电机发电，只能打着手电筒照明做手术。医生们都睁大眼睛，细心操作每个步骤，防止有一丝一毫的疏漏。有一个汽车司机开车时，一颗子弹从左手外侧打进来，怎么也找不到子弹头。后来，我慢慢一点点沿手臂往上摸查，最后在他肩胛后面，摸到一个小硬疙瘩，通过手术取出来了弹头，避免了后期感染。”

“外面枪炮声不断，手术室遍地伤员，可是每个医护人员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大家齐心协力，连续战斗6个小时，完成了70例手术的救治任务。最后，我们胜利完成了高平战役伤员的一线救治任务。在东溪共做了30例大手术，74例中手术，142例小手术。手术率达到74.1%。3月3日上午8时，我们奉命撤离回国。”

3月19日，彭子曰和几位军医正在龙州县城驻地总结“战救经验”时，有数位身穿军装和便衣的干部走了过来，其中一位身着便衣的长者是中央慰问团副团长、文化部部长黄镇，他高度肯定33野战医院二所在越南的表现。

“当时，我没有准备好的纸张，黄镇同志在我桌上拿起一张缴获越南医院的病历纸，写下了‘出国最早，工作最好，照顾周到，治愈率高’十六个苍劲有力的字。这就是中央领导对我们二所最高的评价。不久，广州军区给我们33野战医院二所记了集体一等功，我们手术组记了集体二等功。当时医院领导讨论个人立功名单时，要给我个人记二等功。可是，我想到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友，想到在抢救过程中全组人员齐心协力，都作出很大的贡献。成绩、荣誉都是大家的，我婉言谢绝了。最后，给我记了三等功。”

“我们在越南战地医院抢救伤员使用的手电筒、马灯及黄镇部长的题词，后来都捐给中国军事博物馆展览。”

廉洁自律  感恩建党百年

参战后，彭子曰返回惠阳博罗33野战医院，1981年升为副院长兼医务处主任，两年后成为院长。1983年33野战医院改名为广州军区第173医院。做医院管理工作后，他把培养人才当成重中之重的工作，大量外派人才进修学习。此外，还不断建立健全医院管理制度。

斗转星移，个人的荣光与功绩，转眼即逝；风云变幻，人生的成败与得失，终成历史。但在建党百年之际，彭子曰作为党的事业最忠实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他心中依然没有忘记年轻时的信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共产党员的核心信念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而奋斗终身。”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建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1月，我来深圳和儿女生活。这些年，不管从交通、市政、文化等等，深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也都看到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有这样的治疗条件和政策。实践证明，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医疗技术，一样过硬！”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经历过战火硝烟的锻炼，见证了国家、深圳特区日新月异变化，这让彭子曰对生命、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许多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杀敌，许多同志在战火中奋不顾身抢救伤员，许多同志在立功榜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仍不计个人名利与得失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今天我们能够过上如此平安和幸福的生活，该珍惜和知足。”